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做了18年美國聯儲局主席，總的來說是成是敗，歷史自會蓋棺定論。
這一年多來的金融風暴，格林斯潘卻是主要的罪人。主要罪狀有二。第一，2000年科網股爆破後，聯儲局其後大幅調低目標利率至一厘，表面說是防止通縮，實則後果是形成信貸泛濫，引致美國樓市泡沫。這是貨幣政策的嚴重失誤。第二，信貸泛濫鼓勵金融機構無視金融風險管理，提供次按以及濫發複雜的金融產品以追逐更高回報，而聯儲局卻坐視不理，這是金融監管工作上的嚴重失誤。
格林斯潘可算是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新近出版的The Age of Turbulence中，他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兼mentor是Ayn Rand，而他亦推崇費利民 (Milton Friedman) 的思想。無論Rand或費利民，可算是極右思想的代表人物，祟拜個人主義，強烈反對政府干預甚至監管市場。
金融風暴是市場失效的事故。就是金融市場缺乏了監管。有些人說金融風暴是由於貪婪，這是無聊的說話。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貪婪的，重要的問題是，甚麼誘因和環境令貪婪的行為引發社會災難。
格林斯潘一向贊成金融市場自律，拒絕收緊監管。甚至在 The Age of Turbulence 的2008年7月版所加插的新後記裏，他也沒有改變這態度(可參看該書英文版523頁)。
過去30年，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對各國經濟政策影響很大，當共產主義思潮在1940-60年代吸引極多知識份子的同情時，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復興有它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但相信這次金融風暴之後，社會思潮會撥亂反正。
過去十多年，大型金融機構就是憑藉這極端自由主義思潮得到不受監管的空間，亦藉此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以圖利。上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和傑出的思想家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1926年一篇名為<放任主義的終結> (The End of Laissez Faire) 的演辭，就指出這種社會思潮跟經濟政策的關係：Individualism and laissez faire could not, in spite of their deep roots in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ie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have secured their lasting hold over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ir conformity with the needs and wishes of the business world of the day.
重讀凱恩斯的<放任主義的終結>，正好是對過去30多年再次抬頭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再批判。但我也不希望社會思潮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過度干預和監管市場會降低經濟效率，不利創意產生，亦令受保護的行業得益而不利消費者。
市場經濟體系是現代社會必然的組成部分，而社會發展要兼顧社會公義和個人自由。凱恩斯主張的正是這種平衡的社會發展觀。讓我引用凱恩斯的說話來表達這觀念： The political problem of mankind is to combine three things: economic efficiency, social justice, and individual liberty. The first needs criticism, precaution,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the second, an unselfish and enthusiastic spirit, which loves the ordinary man; the third, tolerance, breadth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excellencies of variety and independence, which prefers, above everything, to give unhindered opportunity to the exceptional and the aspiring.
凱恩斯經濟思想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簫條之後，挽救了半個世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現在，全球衰退就在眼前，各發達國政府要再一次從凱恩斯的經濟思想裏尋找靈丹妙藥。
正如1930年代的大簫條，貨幣政策現已失效。發達國政府必須一齊聯合推出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以激發一眾企業家的野獸精神 (animal spirit)，重新啟動經濟動力。香港的經濟規模太小了，獨自推行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是無補於事。全球性的困局只能有待大國的聯合行動去解決了。
[P.S. Animal spirit 當然是凱恩斯的名言。以財政政策激發一眾企業家的野獸精神去挽救大衰退的經濟是凱恩斯的主張。小型衰退則市場經濟會自動調節而復元。我們要分別凱恩斯的經濟觀和凱恩斯主義者的主張，即the economics of Keynes and Keynesian economics。凱恩斯的經濟觀要比他在1940-70年代的追隨者的簡單化看法精彩得多。今屆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 (Paul Krugman) 是新凱恩斯學派 (New Keynesian) 的猛將，重新演繹凱恩斯的經濟觀，也許在此時此刻獲獎，很有意思。新凱恩斯學派的另一猛將史蒂拉斯 (Joseph Stiglitz) 則早在2001年獲獎了。]
2008年10月中
2008年10月19日 星期日
2008年9月13日 星期六
你今天快樂嗎？
社會是否一直在進步，而進步又是否令生活過得更美好？這是羅素在<東西方的快樂理想>(The Eastern and Western Ideals of Happiness) 一文裏提出的問題。此文寫於上一個世紀的二十年代。
在西方而言，社會進步是泛指物質上的富裕。羅素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中國的文化的基石，而孔子並沒有社會不斷進步向前這個概念。孔子嚮往堯舜禺三王統治的社會，那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安穩的人生。社會是要讓人達到卓越的人生境界，並不是鼓勵人追求物質上的成功。所以，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只要求一個穩定的社會，直至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看到中國在物質和科技上的相對落後，孔子所要建立的理想世界才被人質疑。但羅素認為能夠迄立二千多年的文明體系必有可取的地方。
羅素引述了<論語>三則，希望以孔子的說話去指出中國文化的特質。第一點是注重培養君子人格，羅素認為這就像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所標榜的紳士典範那樣。孔子以射箭比賽為例，說比試雙方在賽前必須互相敬讓，比賽後勝方和負方又互相敬酒，以表示君子之爭的意義。這是中國文化以禮化爭的一面。雖然羅素沒有說出來，我們可得記著，孔子說的禮，並不是徒具形式的禮儀，而是要發自誠意的。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篇]
第二點是中國的道德標準是發乎性情，合乎人之常情。羅素引用了孔子對正直(uprightness)的解讀來說明這點。有一次葉公向孔子說，他知道有一個正直的人，這人的父親偷了一隻羊，作兒子的做了證人證明他父親偷竊。孔子卻認為他所了解的正直是要合乎人的性情，做父親為兒子隱瞞過失，做兒子的亦為父親隱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篇]
第三點是中國的道德是鼓吹中道(moderation)，不取極端。如果我們問一個人應否以德報怨，很多人會認為應該。這是西方基督教的道德標準，愛你的敵人。羅素卻指出西方的道德標準，在這方面像老子的思想。然而，孔子才是中國人的公認的聖人，老子並未達到這樣的地位。孔子的意見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篇]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老子第49章]
綜合來說，羅素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所要求的生活行為準則，都是一般人可以達到的，如果每一個人努力去實行，都可以做一個君子。反觀西方世界，理想的道德是訂得很高，高不可摹，結果是現實世界的行為準則跟理想差距極大，產生了很多的虛偽。所以，世方的世界強調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撤的歸凱撤。理想和現實永遠是兩個世界。
中國文化強調以和為貴，以禮化爭。中國的文化精神是追求和樂(enjoyment)的世界。在羅素眼中的中國人是強調學習和教育，但不會多花時間於工作，反而追求享樂的生活：觀劇、飲茶、閒聊、欣賞工藝、遊山玩水等。
反之，無論是以國家或個人而言，西方的現實道德標準是強調以競爭達到物質上的成功為優，在此以外的，都被視為軟弱和愚蠢。所以，西方文化精神是追求權力(power)，一方面要控制別人，另一方面要控制自然。因此，西方建立了強大的政權以征服世界，又發展了科學以戰勝自然。為甚麼基督教沒有在中國被普遍接受，羅素認為是中國人抗拒原罪這觀念，因為中國文化強調人性本善。亦因此，跟西方世界不同，中國人不喜歡干涉別人的生活，推而廣之，中國是一個不喜歡戰爭的國家。
在文章末段，羅素慨嘆中國朝向西化的改變，受著工業文明的洗禮，正失去傳統文化的優點，並懷疑這是否代表著一種進步。羅素的懷疑很值得我們欣賞，然而羅素的慨嘆，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
亨廷頓 (Samuel Hungtington)在九十年代的大作<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美國911事件後，得到很多人加倍重視。他認為現代化並不就是西化，反之，現代化的成功令一個民族更須和更可以重新確認自已的身分，而一個民族的身分只能從自身的傳統文化去尋找。對於一個民族，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將傳統文化的觀念，融合於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
羅素沒有看到柏林圍牆倒下後的世局發展，否則他會減少慨嘆，還很可能會得出跟亨廷頓相同的觀點。蘇聯解體後，不少人認為世界的意識形態再沒有分歧，各國會融合於西方文明之下。有一個日本學者還寫了本叫<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書。不過，在過去短短的二、三十年的發展，卻輕易證明這看法只是一個笑話。現今世界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令各個不同的文明體系可以和平共處。
2007年7月
在西方而言，社會進步是泛指物質上的富裕。羅素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中國的文化的基石，而孔子並沒有社會不斷進步向前這個概念。孔子嚮往堯舜禺三王統治的社會，那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安穩的人生。社會是要讓人達到卓越的人生境界，並不是鼓勵人追求物質上的成功。所以，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只要求一個穩定的社會，直至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看到中國在物質和科技上的相對落後，孔子所要建立的理想世界才被人質疑。但羅素認為能夠迄立二千多年的文明體系必有可取的地方。
羅素引述了<論語>三則，希望以孔子的說話去指出中國文化的特質。第一點是注重培養君子人格，羅素認為這就像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所標榜的紳士典範那樣。孔子以射箭比賽為例，說比試雙方在賽前必須互相敬讓，比賽後勝方和負方又互相敬酒，以表示君子之爭的意義。這是中國文化以禮化爭的一面。雖然羅素沒有說出來，我們可得記著，孔子說的禮，並不是徒具形式的禮儀，而是要發自誠意的。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篇]
第二點是中國的道德標準是發乎性情，合乎人之常情。羅素引用了孔子對正直(uprightness)的解讀來說明這點。有一次葉公向孔子說，他知道有一個正直的人，這人的父親偷了一隻羊，作兒子的做了證人證明他父親偷竊。孔子卻認為他所了解的正直是要合乎人的性情，做父親為兒子隱瞞過失，做兒子的亦為父親隱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篇]
第三點是中國的道德是鼓吹中道(moderation)，不取極端。如果我們問一個人應否以德報怨，很多人會認為應該。這是西方基督教的道德標準，愛你的敵人。羅素卻指出西方的道德標準，在這方面像老子的思想。然而，孔子才是中國人的公認的聖人，老子並未達到這樣的地位。孔子的意見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篇]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老子第49章]
綜合來說，羅素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所要求的生活行為準則，都是一般人可以達到的，如果每一個人努力去實行，都可以做一個君子。反觀西方世界，理想的道德是訂得很高，高不可摹，結果是現實世界的行為準則跟理想差距極大，產生了很多的虛偽。所以，世方的世界強調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撤的歸凱撤。理想和現實永遠是兩個世界。
中國文化強調以和為貴，以禮化爭。中國的文化精神是追求和樂(enjoyment)的世界。在羅素眼中的中國人是強調學習和教育，但不會多花時間於工作，反而追求享樂的生活：觀劇、飲茶、閒聊、欣賞工藝、遊山玩水等。
反之，無論是以國家或個人而言，西方的現實道德標準是強調以競爭達到物質上的成功為優，在此以外的，都被視為軟弱和愚蠢。所以，西方文化精神是追求權力(power)，一方面要控制別人，另一方面要控制自然。因此，西方建立了強大的政權以征服世界，又發展了科學以戰勝自然。為甚麼基督教沒有在中國被普遍接受，羅素認為是中國人抗拒原罪這觀念，因為中國文化強調人性本善。亦因此，跟西方世界不同，中國人不喜歡干涉別人的生活，推而廣之，中國是一個不喜歡戰爭的國家。
在文章末段，羅素慨嘆中國朝向西化的改變，受著工業文明的洗禮，正失去傳統文化的優點，並懷疑這是否代表著一種進步。羅素的懷疑很值得我們欣賞，然而羅素的慨嘆，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
亨廷頓 (Samuel Hungtington)在九十年代的大作<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美國911事件後，得到很多人加倍重視。他認為現代化並不就是西化，反之，現代化的成功令一個民族更須和更可以重新確認自已的身分，而一個民族的身分只能從自身的傳統文化去尋找。對於一個民族，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將傳統文化的觀念，融合於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
羅素沒有看到柏林圍牆倒下後的世局發展，否則他會減少慨嘆，還很可能會得出跟亨廷頓相同的觀點。蘇聯解體後，不少人認為世界的意識形態再沒有分歧，各國會融合於西方文明之下。有一個日本學者還寫了本叫<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書。不過，在過去短短的二、三十年的發展，卻輕易證明這看法只是一個笑話。現今世界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令各個不同的文明體系可以和平共處。
2007年7月
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富貴於我如浮雲
徐志摩那年前往劍橋，原是想聽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課；可是羅素正巧不在劍橋，結果兩個人沒有碰到面。徐志摩雖然撲了一個空，但是幸運的卻是我們，因為他在劍橋的草地上和劍河傍，留給我們不少浪漫的詩篇和散文。
徐志摩和羅素應該有著很不相同的性格。徐志摩大概不愛用羅素的數理邏輯來思考，而羅素積極批評社會的態度，在徐志摩身上不會經常出現吧。羅素可以說是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先軀，而我們的浪漫詩人，在我們的心中是永遠不染俗塵。
無論中外，差不多所有人，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努力工作；如果是窮人，他更要加倍努力。這看來是一條金科玉律；但是羅素卻另有一番見解，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他認為這是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鼓吹的思想，窮人接受了這想法，辛努一世，還覺得是一種美德。於是，要求改變社會的聲音少了，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就可以安心享受閑暇。
如果你沒有工作可做，那是浪費光陰？是毫無價值嗎？羅素在《無為的禮贊》（In Praise of Idleness) 一文中，卻認為當人無所事事，享受真正的閑暇時，他可以從其所好，發揮他的創作力。人類的大部分文化是從閑暇中孕育出來。文化不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反而，享受閑暇應該是每一個普通人的權利。
羅素的文章寫於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他認為當時科技的進步，令生產力大幅增加，可以讓一般工人的工作時間由八小時減少至四小時。然而，社會的收入分配是很不平均，生產力增加的成果，一般工人能夠得到的不多，這些新財富大都落到富裕階層的手裏。所以，對於富裕階層而言，他們必需要鼓吹努力工作是美德這思想。羅素批評共產主義，而嚮往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在經濟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中扮演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所追求的是人生的境界，並不將物質經濟放在一個重要位置，而中國傳統的文化亦嚮往平等的人生。孔子並不反對追求富貴，只要富貴是得之有道。義和利之間，是要取義而捨利。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利 (public interest) 要凌架私利 (private interest) 之上。
孔子的浪漫，不讓徐志摩專美。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認為只要有簡單的飲食，閒時以手臂作枕頭，臥看浮雲，已經很快樂了。不義之財，大可一笑置之，把它看作過眼的浮雲吧！心靈不為俗物所牽動，以真我回應塵世的虛偽，這就是人生的浪漫。
錢穆先生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他說：低水準的必需經濟 (即基本的經濟水平)，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 (即過份富裕的經濟水平)，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又說： 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追求人生的境界，也得心靈能夠有閑適的空間。如果你要工作十二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那麼人生的境界對你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空想。孔子是贊成較平均的財富分配，他說：不患貧，患不均。這思想亦發展成中國人常掛在心上所憧憬的天下太平的社會。平，就是人人平等。
羅素說：良善是在各樣道德行為之中，最為社會所需的，而良善的性格是在從容和安穩的環境中孕育出來，若生活只是一場劇烈的鬥爭，則對培養良善的性格是無從談起了。現代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讓所有人過著安穩的生活，但我們卻選擇了讓一些人累勞一生，而讓另一些人在饑饉中求活。(Good nature is, of all moral qualities, the one that the world needs most, and goo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ease and security, not of a life of arduous struggle. Modern methods of production have given us the possibility of ease and security for all; we have chosen, instead, to have overwork for some and starvation for the others.) 羅素這番話，令人想起北宋思想家張載 (橫渠先生)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從政人仕所必須緊記的。
要立心、立命和開太平，社會的領袖就要設法令社會上低收入入士和弱勢社群，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憂心，
2008年7月
徐志摩和羅素應該有著很不相同的性格。徐志摩大概不愛用羅素的數理邏輯來思考，而羅素積極批評社會的態度，在徐志摩身上不會經常出現吧。羅素可以說是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先軀，而我們的浪漫詩人，在我們的心中是永遠不染俗塵。
無論中外，差不多所有人，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努力工作；如果是窮人，他更要加倍努力。這看來是一條金科玉律；但是羅素卻另有一番見解，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他認為這是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鼓吹的思想，窮人接受了這想法，辛努一世，還覺得是一種美德。於是，要求改變社會的聲音少了，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就可以安心享受閑暇。
如果你沒有工作可做，那是浪費光陰？是毫無價值嗎？羅素在《無為的禮贊》（In Praise of Idleness) 一文中，卻認為當人無所事事，享受真正的閑暇時，他可以從其所好，發揮他的創作力。人類的大部分文化是從閑暇中孕育出來。文化不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反而，享受閑暇應該是每一個普通人的權利。
羅素的文章寫於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他認為當時科技的進步，令生產力大幅增加，可以讓一般工人的工作時間由八小時減少至四小時。然而，社會的收入分配是很不平均，生產力增加的成果，一般工人能夠得到的不多，這些新財富大都落到富裕階層的手裏。所以，對於富裕階層而言，他們必需要鼓吹努力工作是美德這思想。羅素批評共產主義，而嚮往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在經濟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中扮演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所追求的是人生的境界，並不將物質經濟放在一個重要位置，而中國傳統的文化亦嚮往平等的人生。孔子並不反對追求富貴，只要富貴是得之有道。義和利之間，是要取義而捨利。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利 (public interest) 要凌架私利 (private interest) 之上。
孔子的浪漫，不讓徐志摩專美。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認為只要有簡單的飲食，閒時以手臂作枕頭，臥看浮雲，已經很快樂了。不義之財，大可一笑置之，把它看作過眼的浮雲吧！心靈不為俗物所牽動，以真我回應塵世的虛偽，這就是人生的浪漫。
錢穆先生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他說：低水準的必需經濟 (即基本的經濟水平)，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 (即過份富裕的經濟水平)，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又說： 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追求人生的境界，也得心靈能夠有閑適的空間。如果你要工作十二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那麼人生的境界對你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空想。孔子是贊成較平均的財富分配，他說：不患貧，患不均。這思想亦發展成中國人常掛在心上所憧憬的天下太平的社會。平，就是人人平等。
羅素說：良善是在各樣道德行為之中，最為社會所需的，而良善的性格是在從容和安穩的環境中孕育出來，若生活只是一場劇烈的鬥爭，則對培養良善的性格是無從談起了。現代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讓所有人過著安穩的生活，但我們卻選擇了讓一些人累勞一生，而讓另一些人在饑饉中求活。(Good nature is, of all moral qualities, the one that the world needs most, and goo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ease and security, not of a life of arduous struggle. Modern methods of production have given us the possibility of ease and security for all; we have chosen, instead, to have overwork for some and starvation for the others.) 羅素這番話，令人想起北宋思想家張載 (橫渠先生)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從政人仕所必須緊記的。
要立心、立命和開太平，社會的領袖就要設法令社會上低收入入士和弱勢社群，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憂心，
2008年7月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朝三暮四和全球暖化
莊子的齊物論講到一則關於猴子的故事，後來演變成[朝三暮四]這句成語。早上給猴子三個果實，晚上給牠四個，猴子覺得不高興。反過來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才覺得滿意。莊子認為朝三暮四或是朝四暮三，猴子得到的都是一樣多，卻因為朝四暮三而高興，猴子不是很愚蠢嗎？
經濟學家會認為莊子忽視了人的自然性情 (莊子當然是用猴子來影射人)。凡人皆有欲念，所以常人總希望能愈快得到自己喜愛的物件就愈好。因此，一般人會取朝四暮三，而捨朝三暮四。這種一般人的傾向，經濟學家的術語叫做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可以用折現率(discount rate)這概念來表達。比如說，現在你有100元可用，我要求你今年不要用掉它，明年才用吧，你會要求有一定的補償才會延遲消費，如果你要求明年的消費要相當於105元，那麼，你的時間偏好所顯示的折現率就是5%。對你來說，明年的105元相當於今年的100元。一個社群的時間偏好就以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來表達，但這個社會折現率是不可觀察得到。我們的知識亦不竟有限，無法用沒有爭議的方法來估算。
這個折現率跟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或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又極有關係。為甚麼呢？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投資1000元在一項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設備上，如果我們不投資，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聚，在100年後帶來的破壞和損失會達到20萬元。我們要不要現在就進行投資以防範於未然呢？
當社會折現率是每年5%，100年後的20萬元就只相當於現時的1521元。但是，你投資1000元可以得到相當於即時的1521元，仍是很化算。如果社會折現率是每年6%，100年後的20萬就只相當於現時的589元，你的投資成本遠高於你的得益，你是不會投資的，就繼續排放二氧化碳吧。這個投資決定是很受社會折現率所影響，折現率的小小變化就改變了這個投資決定。
全球暖化的複雜性當然不止於此！你投資1000元，就算折現率真的是5%，你亦不是投資的受惠者，得益的是在100年後遠方某角落的一群人。你會投資嗎？
全球暖化是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最明顯亦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一間工廠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還有其他氣體可做成溫室效應)，並不是做成空氣污染，所以受害者不是工廠附近的居民，這些居民可能在這工廠工作，還很支持工廠排放二氧化碳呢！國家A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受害的是50年或者100年後，甚至200年後的國家A、B、C、D …。全球暖化令冰川融解，水位上漲，氣侯無常，生態改變…。受害最大的是低漥國家、沿岸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暖化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市場自動解決，這就是市場失效。政府可以立法限定溫室氣體排放量，再人為地設立市場，讓排放者之間進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也就是為彼此的排放限額定價和進行交易，執行的困難暫且不說，理論上是可以鼓勵市場有效地運用限額，用創新和低成本的方法減少排放，因為你能夠有效減排，你可以將剩餘的排放限額在市場出售獲利。但是國家A進行碳交易，也要國家B、C、D …亦實行來配合，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
回說那個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否即刻付出代價進行減排的問題。如果未來的科技能夠輕易克服二氧化碳排放和降低大氣層二氧化碳的積聚，我們可以輕視現在破壞性的行為在未來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嚴重低估全球暖化對未來的破壞，或者嚴重低估全球暖化產生影響的時間，可能這些破壞20年後就出現，不是100年後呢？科學家亦無法準確解答這個問題。前者會接受較高的折現率，後者則會支持採用保守偏低的折現率。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貝克(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就在他和Richard Posner的blog上主張以市場的折現率來計算全球暖化對未來的影響，即主張用較高的折現率。他認為要注重資源運用的效率，將資源用在高回報的科技發展，可降低未來的減排成本，較現在就大量投放資源在減排上來得有效。另一著名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Arrow，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早在多年前就極力主張用接近零的折現率(2%)來計算。2006年10月由英國學者Sir Nicholas Stern領導和發佈的全球暖化經濟報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就是採用了低的折現率來估算。
在我看來，這些折現率高低的爭論是小問題而已。全球暖化所涉及的時間偏好的跨越時空性質才是大問題。
舒寧(Thomas Schelling，200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在一篇名為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nting的文章指出，國際間要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是十分艱巨的事情。時間偏好在這問題上並無實質的意義。相關的時間偏好是代表全地球上所有的人類的傾向，這不單止是跨越世代，亦是跨越國界。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努力，最受惠的並不是我們下一代的人，很可能是五十年後，以至百年後的人類。但你看看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落後國家，以至回教國家。現在最富有和最有能力投資減排的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但他們人口老化嚴重。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就要西方國家接受他們現在付鈔，將來讓非洲人、拉丁人和亞洲人享福；亦要西方的基督徒接受他們付出代價，但將來受惠的很多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此刻，你可能明白為什麼美國不肯參與減排。
全球暖化的問題亦是各個民族和不同文明體系之間如何長遠地相處，如何減少矛盾的問題。這需要彼此努力尋求共識和各自重建價值觀。你看，要解決全球暖化談何容易！
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文明是沒有可能的，但至少各個文明要彼此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對方。
西方文明追求科學，要克服和戰勝大自然，亦因此成了大自然的敵人。但是中華文明呢？中國古代的人追求的是人生境界，是天地人的融和；結果輕視了科學，卻對大自然多了分敬意。莊子的道家思想固然要人回歸大自然，人最終是物化，成了大自然的一分子。而孔孟思想作為代表中華文化的核心，亦是同樣尊重自然。孟子說仁民愛物。他就是說要將一個人的愛心，無限擴大，不止愛你身邊的人，要甚至愛你的敵人以至一花一草一沙一石的大自然。宋代大儒程明道就說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愛護大自然，要克服解決全球暖化的困難，中華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價值觀讓全世界作為參考。
2008年6月
經濟學家會認為莊子忽視了人的自然性情 (莊子當然是用猴子來影射人)。凡人皆有欲念，所以常人總希望能愈快得到自己喜愛的物件就愈好。因此，一般人會取朝四暮三，而捨朝三暮四。這種一般人的傾向，經濟學家的術語叫做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可以用折現率(discount rate)這概念來表達。比如說，現在你有100元可用，我要求你今年不要用掉它，明年才用吧，你會要求有一定的補償才會延遲消費，如果你要求明年的消費要相當於105元，那麼，你的時間偏好所顯示的折現率就是5%。對你來說，明年的105元相當於今年的100元。一個社群的時間偏好就以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來表達，但這個社會折現率是不可觀察得到。我們的知識亦不竟有限，無法用沒有爭議的方法來估算。
這個折現率跟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或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又極有關係。為甚麼呢？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投資1000元在一項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設備上，如果我們不投資，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聚，在100年後帶來的破壞和損失會達到20萬元。我們要不要現在就進行投資以防範於未然呢？
當社會折現率是每年5%，100年後的20萬元就只相當於現時的1521元。但是，你投資1000元可以得到相當於即時的1521元，仍是很化算。如果社會折現率是每年6%，100年後的20萬就只相當於現時的589元，你的投資成本遠高於你的得益，你是不會投資的，就繼續排放二氧化碳吧。這個投資決定是很受社會折現率所影響，折現率的小小變化就改變了這個投資決定。
全球暖化的複雜性當然不止於此！你投資1000元，就算折現率真的是5%，你亦不是投資的受惠者，得益的是在100年後遠方某角落的一群人。你會投資嗎？
全球暖化是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最明顯亦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一間工廠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還有其他氣體可做成溫室效應)，並不是做成空氣污染，所以受害者不是工廠附近的居民，這些居民可能在這工廠工作，還很支持工廠排放二氧化碳呢！國家A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受害的是50年或者100年後，甚至200年後的國家A、B、C、D …。全球暖化令冰川融解，水位上漲，氣侯無常，生態改變…。受害最大的是低漥國家、沿岸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暖化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市場自動解決，這就是市場失效。政府可以立法限定溫室氣體排放量，再人為地設立市場，讓排放者之間進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也就是為彼此的排放限額定價和進行交易，執行的困難暫且不說，理論上是可以鼓勵市場有效地運用限額，用創新和低成本的方法減少排放，因為你能夠有效減排，你可以將剩餘的排放限額在市場出售獲利。但是國家A進行碳交易，也要國家B、C、D …亦實行來配合，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
回說那個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否即刻付出代價進行減排的問題。如果未來的科技能夠輕易克服二氧化碳排放和降低大氣層二氧化碳的積聚，我們可以輕視現在破壞性的行為在未來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嚴重低估全球暖化對未來的破壞，或者嚴重低估全球暖化產生影響的時間，可能這些破壞20年後就出現，不是100年後呢？科學家亦無法準確解答這個問題。前者會接受較高的折現率，後者則會支持採用保守偏低的折現率。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貝克(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就在他和Richard Posner的blog上主張以市場的折現率來計算全球暖化對未來的影響，即主張用較高的折現率。他認為要注重資源運用的效率，將資源用在高回報的科技發展，可降低未來的減排成本，較現在就大量投放資源在減排上來得有效。另一著名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Arrow，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早在多年前就極力主張用接近零的折現率(2%)來計算。2006年10月由英國學者Sir Nicholas Stern領導和發佈的全球暖化經濟報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就是採用了低的折現率來估算。
在我看來，這些折現率高低的爭論是小問題而已。全球暖化所涉及的時間偏好的跨越時空性質才是大問題。
舒寧(Thomas Schelling，200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在一篇名為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nting的文章指出，國際間要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是十分艱巨的事情。時間偏好在這問題上並無實質的意義。相關的時間偏好是代表全地球上所有的人類的傾向，這不單止是跨越世代，亦是跨越國界。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努力，最受惠的並不是我們下一代的人，很可能是五十年後，以至百年後的人類。但你看看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落後國家，以至回教國家。現在最富有和最有能力投資減排的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但他們人口老化嚴重。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就要西方國家接受他們現在付鈔，將來讓非洲人、拉丁人和亞洲人享福；亦要西方的基督徒接受他們付出代價，但將來受惠的很多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此刻，你可能明白為什麼美國不肯參與減排。
全球暖化的問題亦是各個民族和不同文明體系之間如何長遠地相處，如何減少矛盾的問題。這需要彼此努力尋求共識和各自重建價值觀。你看，要解決全球暖化談何容易！
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文明是沒有可能的，但至少各個文明要彼此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對方。
西方文明追求科學，要克服和戰勝大自然，亦因此成了大自然的敵人。但是中華文明呢？中國古代的人追求的是人生境界，是天地人的融和；結果輕視了科學，卻對大自然多了分敬意。莊子的道家思想固然要人回歸大自然，人最終是物化，成了大自然的一分子。而孔孟思想作為代表中華文化的核心，亦是同樣尊重自然。孟子說仁民愛物。他就是說要將一個人的愛心，無限擴大，不止愛你身邊的人，要甚至愛你的敵人以至一花一草一沙一石的大自然。宋代大儒程明道就說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愛護大自然，要克服解決全球暖化的困難，中華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價值觀讓全世界作為參考。
2008年6月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