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那年前往劍橋，原是想聽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課；可是羅素正巧不在劍橋，結果兩個人沒有碰到面。徐志摩雖然撲了一個空，但是幸運的卻是我們，因為他在劍橋的草地上和劍河傍，留給我們不少浪漫的詩篇和散文。
徐志摩和羅素應該有著很不相同的性格。徐志摩大概不愛用羅素的數理邏輯來思考，而羅素積極批評社會的態度，在徐志摩身上不會經常出現吧。羅素可以說是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先軀，而我們的浪漫詩人，在我們的心中是永遠不染俗塵。
無論中外，差不多所有人，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努力工作；如果是窮人，他更要加倍努力。這看來是一條金科玉律；但是羅素卻另有一番見解，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他認為這是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鼓吹的思想，窮人接受了這想法，辛努一世，還覺得是一種美德。於是，要求改變社會的聲音少了，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就可以安心享受閑暇。
如果你沒有工作可做，那是浪費光陰？是毫無價值嗎？羅素在《無為的禮贊》（In Praise of Idleness) 一文中，卻認為當人無所事事，享受真正的閑暇時，他可以從其所好，發揮他的創作力。人類的大部分文化是從閑暇中孕育出來。文化不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反而，享受閑暇應該是每一個普通人的權利。
羅素的文章寫於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他認為當時科技的進步，令生產力大幅增加，可以讓一般工人的工作時間由八小時減少至四小時。然而，社會的收入分配是很不平均，生產力增加的成果，一般工人能夠得到的不多，這些新財富大都落到富裕階層的手裏。所以，對於富裕階層而言，他們必需要鼓吹努力工作是美德這思想。羅素批評共產主義，而嚮往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在經濟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中扮演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所追求的是人生的境界，並不將物質經濟放在一個重要位置，而中國傳統的文化亦嚮往平等的人生。孔子並不反對追求富貴，只要富貴是得之有道。義和利之間，是要取義而捨利。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利 (public interest) 要凌架私利 (private interest) 之上。
孔子的浪漫，不讓徐志摩專美。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認為只要有簡單的飲食，閒時以手臂作枕頭，臥看浮雲，已經很快樂了。不義之財，大可一笑置之，把它看作過眼的浮雲吧！心靈不為俗物所牽動，以真我回應塵世的虛偽，這就是人生的浪漫。
錢穆先生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他說：低水準的必需經濟 (即基本的經濟水平)，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 (即過份富裕的經濟水平)，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又說： 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追求人生的境界，也得心靈能夠有閑適的空間。如果你要工作十二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那麼人生的境界對你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空想。孔子是贊成較平均的財富分配，他說：不患貧，患不均。這思想亦發展成中國人常掛在心上所憧憬的天下太平的社會。平，就是人人平等。
羅素說：良善是在各樣道德行為之中，最為社會所需的，而良善的性格是在從容和安穩的環境中孕育出來，若生活只是一場劇烈的鬥爭，則對培養良善的性格是無從談起了。現代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讓所有人過著安穩的生活，但我們卻選擇了讓一些人累勞一生，而讓另一些人在饑饉中求活。(Good nature is, of all moral qualities, the one that the world needs most, and goo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ease and security, not of a life of arduous struggle. Modern methods of production have given us the possibility of ease and security for all; we have chosen, instead, to have overwork for some and starvation for the others.) 羅素這番話，令人想起北宋思想家張載 (橫渠先生)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從政人仕所必須緊記的。
要立心、立命和開太平，社會的領袖就要設法令社會上低收入入士和弱勢社群，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憂心，
2008年7月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朝三暮四和全球暖化
莊子的齊物論講到一則關於猴子的故事，後來演變成[朝三暮四]這句成語。早上給猴子三個果實，晚上給牠四個，猴子覺得不高興。反過來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才覺得滿意。莊子認為朝三暮四或是朝四暮三，猴子得到的都是一樣多，卻因為朝四暮三而高興，猴子不是很愚蠢嗎？
經濟學家會認為莊子忽視了人的自然性情 (莊子當然是用猴子來影射人)。凡人皆有欲念，所以常人總希望能愈快得到自己喜愛的物件就愈好。因此，一般人會取朝四暮三，而捨朝三暮四。這種一般人的傾向，經濟學家的術語叫做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可以用折現率(discount rate)這概念來表達。比如說，現在你有100元可用，我要求你今年不要用掉它，明年才用吧，你會要求有一定的補償才會延遲消費，如果你要求明年的消費要相當於105元，那麼，你的時間偏好所顯示的折現率就是5%。對你來說，明年的105元相當於今年的100元。一個社群的時間偏好就以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來表達，但這個社會折現率是不可觀察得到。我們的知識亦不竟有限，無法用沒有爭議的方法來估算。
這個折現率跟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或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又極有關係。為甚麼呢？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投資1000元在一項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設備上，如果我們不投資，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聚，在100年後帶來的破壞和損失會達到20萬元。我們要不要現在就進行投資以防範於未然呢？
當社會折現率是每年5%，100年後的20萬元就只相當於現時的1521元。但是，你投資1000元可以得到相當於即時的1521元，仍是很化算。如果社會折現率是每年6%，100年後的20萬就只相當於現時的589元，你的投資成本遠高於你的得益，你是不會投資的，就繼續排放二氧化碳吧。這個投資決定是很受社會折現率所影響，折現率的小小變化就改變了這個投資決定。
全球暖化的複雜性當然不止於此！你投資1000元，就算折現率真的是5%，你亦不是投資的受惠者，得益的是在100年後遠方某角落的一群人。你會投資嗎？
全球暖化是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最明顯亦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一間工廠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還有其他氣體可做成溫室效應)，並不是做成空氣污染，所以受害者不是工廠附近的居民，這些居民可能在這工廠工作，還很支持工廠排放二氧化碳呢！國家A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受害的是50年或者100年後，甚至200年後的國家A、B、C、D …。全球暖化令冰川融解，水位上漲，氣侯無常，生態改變…。受害最大的是低漥國家、沿岸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暖化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市場自動解決，這就是市場失效。政府可以立法限定溫室氣體排放量，再人為地設立市場，讓排放者之間進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也就是為彼此的排放限額定價和進行交易，執行的困難暫且不說，理論上是可以鼓勵市場有效地運用限額，用創新和低成本的方法減少排放，因為你能夠有效減排，你可以將剩餘的排放限額在市場出售獲利。但是國家A進行碳交易，也要國家B、C、D …亦實行來配合，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
回說那個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否即刻付出代價進行減排的問題。如果未來的科技能夠輕易克服二氧化碳排放和降低大氣層二氧化碳的積聚，我們可以輕視現在破壞性的行為在未來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嚴重低估全球暖化對未來的破壞，或者嚴重低估全球暖化產生影響的時間，可能這些破壞20年後就出現，不是100年後呢？科學家亦無法準確解答這個問題。前者會接受較高的折現率，後者則會支持採用保守偏低的折現率。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貝克(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就在他和Richard Posner的blog上主張以市場的折現率來計算全球暖化對未來的影響，即主張用較高的折現率。他認為要注重資源運用的效率，將資源用在高回報的科技發展，可降低未來的減排成本，較現在就大量投放資源在減排上來得有效。另一著名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Arrow，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早在多年前就極力主張用接近零的折現率(2%)來計算。2006年10月由英國學者Sir Nicholas Stern領導和發佈的全球暖化經濟報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就是採用了低的折現率來估算。
在我看來，這些折現率高低的爭論是小問題而已。全球暖化所涉及的時間偏好的跨越時空性質才是大問題。
舒寧(Thomas Schelling，200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在一篇名為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nting的文章指出，國際間要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是十分艱巨的事情。時間偏好在這問題上並無實質的意義。相關的時間偏好是代表全地球上所有的人類的傾向，這不單止是跨越世代，亦是跨越國界。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努力，最受惠的並不是我們下一代的人，很可能是五十年後，以至百年後的人類。但你看看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落後國家，以至回教國家。現在最富有和最有能力投資減排的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但他們人口老化嚴重。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就要西方國家接受他們現在付鈔，將來讓非洲人、拉丁人和亞洲人享福；亦要西方的基督徒接受他們付出代價，但將來受惠的很多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此刻，你可能明白為什麼美國不肯參與減排。
全球暖化的問題亦是各個民族和不同文明體系之間如何長遠地相處，如何減少矛盾的問題。這需要彼此努力尋求共識和各自重建價值觀。你看，要解決全球暖化談何容易！
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文明是沒有可能的，但至少各個文明要彼此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對方。
西方文明追求科學，要克服和戰勝大自然，亦因此成了大自然的敵人。但是中華文明呢？中國古代的人追求的是人生境界，是天地人的融和；結果輕視了科學，卻對大自然多了分敬意。莊子的道家思想固然要人回歸大自然，人最終是物化，成了大自然的一分子。而孔孟思想作為代表中華文化的核心，亦是同樣尊重自然。孟子說仁民愛物。他就是說要將一個人的愛心，無限擴大，不止愛你身邊的人，要甚至愛你的敵人以至一花一草一沙一石的大自然。宋代大儒程明道就說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愛護大自然，要克服解決全球暖化的困難，中華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價值觀讓全世界作為參考。
2008年6月
經濟學家會認為莊子忽視了人的自然性情 (莊子當然是用猴子來影射人)。凡人皆有欲念，所以常人總希望能愈快得到自己喜愛的物件就愈好。因此，一般人會取朝四暮三，而捨朝三暮四。這種一般人的傾向，經濟學家的術語叫做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可以用折現率(discount rate)這概念來表達。比如說，現在你有100元可用，我要求你今年不要用掉它，明年才用吧，你會要求有一定的補償才會延遲消費，如果你要求明年的消費要相當於105元，那麼，你的時間偏好所顯示的折現率就是5%。對你來說，明年的105元相當於今年的100元。一個社群的時間偏好就以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來表達，但這個社會折現率是不可觀察得到。我們的知識亦不竟有限，無法用沒有爭議的方法來估算。
這個折現率跟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或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又極有關係。為甚麼呢？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投資1000元在一項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設備上，如果我們不投資，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聚，在100年後帶來的破壞和損失會達到20萬元。我們要不要現在就進行投資以防範於未然呢？
當社會折現率是每年5%，100年後的20萬元就只相當於現時的1521元。但是，你投資1000元可以得到相當於即時的1521元，仍是很化算。如果社會折現率是每年6%，100年後的20萬就只相當於現時的589元，你的投資成本遠高於你的得益，你是不會投資的，就繼續排放二氧化碳吧。這個投資決定是很受社會折現率所影響，折現率的小小變化就改變了這個投資決定。
全球暖化的複雜性當然不止於此！你投資1000元，就算折現率真的是5%，你亦不是投資的受惠者，得益的是在100年後遠方某角落的一群人。你會投資嗎？
全球暖化是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最明顯亦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一間工廠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還有其他氣體可做成溫室效應)，並不是做成空氣污染，所以受害者不是工廠附近的居民，這些居民可能在這工廠工作，還很支持工廠排放二氧化碳呢！國家A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受害的是50年或者100年後，甚至200年後的國家A、B、C、D …。全球暖化令冰川融解，水位上漲，氣侯無常，生態改變…。受害最大的是低漥國家、沿岸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暖化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市場自動解決，這就是市場失效。政府可以立法限定溫室氣體排放量，再人為地設立市場，讓排放者之間進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也就是為彼此的排放限額定價和進行交易，執行的困難暫且不說，理論上是可以鼓勵市場有效地運用限額，用創新和低成本的方法減少排放，因為你能夠有效減排，你可以將剩餘的排放限額在市場出售獲利。但是國家A進行碳交易，也要國家B、C、D …亦實行來配合，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
回說那個社會折現率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否即刻付出代價進行減排的問題。如果未來的科技能夠輕易克服二氧化碳排放和降低大氣層二氧化碳的積聚，我們可以輕視現在破壞性的行為在未來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嚴重低估全球暖化對未來的破壞，或者嚴重低估全球暖化產生影響的時間，可能這些破壞20年後就出現，不是100年後呢？科學家亦無法準確解答這個問題。前者會接受較高的折現率，後者則會支持採用保守偏低的折現率。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貝克(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就在他和Richard Posner的blog上主張以市場的折現率來計算全球暖化對未來的影響，即主張用較高的折現率。他認為要注重資源運用的效率，將資源用在高回報的科技發展，可降低未來的減排成本，較現在就大量投放資源在減排上來得有效。另一著名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Arrow，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早在多年前就極力主張用接近零的折現率(2%)來計算。2006年10月由英國學者Sir Nicholas Stern領導和發佈的全球暖化經濟報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就是採用了低的折現率來估算。
在我看來，這些折現率高低的爭論是小問題而已。全球暖化所涉及的時間偏好的跨越時空性質才是大問題。
舒寧(Thomas Schelling，200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在一篇名為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nting的文章指出，國際間要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是十分艱巨的事情。時間偏好在這問題上並無實質的意義。相關的時間偏好是代表全地球上所有的人類的傾向，這不單止是跨越世代，亦是跨越國界。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努力，最受惠的並不是我們下一代的人，很可能是五十年後，以至百年後的人類。但你看看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落後國家，以至回教國家。現在最富有和最有能力投資減排的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但他們人口老化嚴重。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就要西方國家接受他們現在付鈔，將來讓非洲人、拉丁人和亞洲人享福；亦要西方的基督徒接受他們付出代價，但將來受惠的很多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此刻，你可能明白為什麼美國不肯參與減排。
全球暖化的問題亦是各個民族和不同文明體系之間如何長遠地相處，如何減少矛盾的問題。這需要彼此努力尋求共識和各自重建價值觀。你看，要解決全球暖化談何容易！
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文明是沒有可能的，但至少各個文明要彼此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對方。
西方文明追求科學，要克服和戰勝大自然，亦因此成了大自然的敵人。但是中華文明呢？中國古代的人追求的是人生境界，是天地人的融和；結果輕視了科學，卻對大自然多了分敬意。莊子的道家思想固然要人回歸大自然，人最終是物化，成了大自然的一分子。而孔孟思想作為代表中華文化的核心，亦是同樣尊重自然。孟子說仁民愛物。他就是說要將一個人的愛心，無限擴大，不止愛你身邊的人，要甚至愛你的敵人以至一花一草一沙一石的大自然。宋代大儒程明道就說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愛護大自然，要克服解決全球暖化的困難，中華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價值觀讓全世界作為參考。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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