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於我如浮雲

徐志摩那年前往劍橋，原是想聽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課；可是羅素正巧不在劍橋，結果兩個人沒有碰到面。徐志摩雖然撲了一個空，但是幸運的卻是我們，因為他在劍橋的草地上和劍河傍，留給我們不少浪漫的詩篇和散文。

徐志摩和羅素應該有著很不相同的性格。徐志摩大概不愛用羅素的數理邏輯來思考，而羅素積極批評社會的態度，在徐志摩身上不會經常出現吧。羅素可以說是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先軀，而我們的浪漫詩人，在我們的心中是永遠不染俗塵。

無論中外，差不多所有人，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努力工作；如果是窮人，他更要加倍努力。這看來是一條金科玉律；但是羅素卻另有一番見解，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他認為這是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鼓吹的思想，窮人接受了這想法，辛努一世，還覺得是一種美德。於是，要求改變社會的聲音少了，社會當權者和富裕階層，就可以安心享受閑暇。

如果你沒有工作可做，那是浪費光陰？是毫無價值嗎？羅素在《無為的禮贊》（In Praise of Idleness) 一文中，卻認為當人無所事事，享受真正的閑暇時，他可以從其所好，發揮他的創作力。人類的大部分文化是從閑暇中孕育出來。文化不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反而，享受閑暇應該是每一個普通人的權利。

羅素的文章寫於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他認為當時科技的進步，令生產力大幅增加，可以讓一般工人的工作時間由八小時減少至四小時。然而，社會的收入分配是很不平均，生產力增加的成果，一般工人能夠得到的不多，這些新財富大都落到富裕階層的手裏。所以，對於富裕階層而言，他們必需要鼓吹努力工作是美德這思想。羅素批評共產主義，而嚮往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在經濟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中扮演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所追求的是人生的境界，並不將物質經濟放在一個重要位置，而中國傳統的文化亦嚮往平等的人生。孔子並不反對追求富貴，只要富貴是得之有道。義和利之間，是要取義而捨利。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利 (public interest) 要凌架私利 (private interest) 之上。

孔子的浪漫，不讓徐志摩專美。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認為只要有簡單的飲食，閒時以手臂作枕頭，臥看浮雲，已經很快樂了。不義之財，大可一笑置之，把它看作過眼的浮雲吧！心靈不為俗物所牽動，以真我回應塵世的虛偽，這就是人生的浪漫。

錢穆先生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他說：低水準的必需經濟 (即基本的經濟水平)，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 (即過份富裕的經濟水平)，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又說： 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追求人生的境界，也得心靈能夠有閑適的空間。如果你要工作十二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那麼人生的境界對你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空想。孔子是贊成較平均的財富分配，他說：不患貧，患不均。這思想亦發展成中國人常掛在心上所憧憬的天下太平的社會。平，就是人人平等。

羅素說：良善是在各樣道德行為之中，最為社會所需的，而良善的性格是在從容和安穩的環境中孕育出來，若生活只是一場劇烈的鬥爭，則對培養良善的性格是無從談起了。現代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讓所有人過著安穩的生活，但我們卻選擇了讓一些人累勞一生，而讓另一些人在饑饉中求活。(Good nature is, of all moral qualities, the one that the world needs most, and goo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ease and security, not of a life of arduous struggle. Modern methods of production have given us the possibility of ease and security for all; we have chosen, instead, to have overwork for some and starvation for the others.) 羅素這番話，令人想起北宋思想家張載 (橫渠先生)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從政人仕所必須緊記的。

要立心、立命和開太平，社會的領袖就要設法令社會上低收入入士和弱勢社群，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憂心，

2008年7月